當部落格名稱從「那一天,我丟了飯碗」變成「今年,老天賞飯吃」,廖德明這位新農夫,離開了駕輕就熟的媒體工作,來到宜蘭,在冬山、員山租下田地,以友善土地的自然農法耕作,休耕時,他也像一般農夫去打零工、貼補家中收入。年復一年,邁入穩定的鄉間生活。
廖德明的田裡很安靜,沒有熱鬧的農耕體驗活動。他的米不在市場上賣,只是默默的以電子郵件,通知朋友訂購新米的時間到了。對於農業,對於生活,廖德明一家人以自己的姿態生活著。
每次廖德明一開口,我就會深刻感受到,無論他外表多麼像一名農人,言行、思考卻依舊是實實在在的媒體人,尖銳的言詞、敏感的思考能力,還有善於自嘲的幽默感。「講實話,你也可以說是我在台北混不下去了才來宜蘭,不過現在讓我回到台北,我也無法在那裡過生活了!」廖德明翻找出學生時代的照片,戴著厚厚的方框眼鏡的他曾經立志當教師,卻因緣際會考上台灣大學社會系,在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1980年代,接受民主風潮的洗禮。
畢業後進入報社工作十多年的他,2001年為了反抗公司不當裁員,他「敬酒不吃吃罰酒」拒絕了調職的建議,和同事組織自救會,雖然半年後抗爭無力回天,只留下了《那一天我丟了飯碗》這部紀錄片,但廖德明從來不後悔,「我們這一代人沒有成功,但或許能讓公司懂得尊重未來的員工。白領階級要抗爭不容易,這與我的個性有關,如果我不去作這件事,人生就會有個缺憾,很多事只能用天命來解釋。」
如果用「天命」來解釋他和妻子馥行最終選擇落腳宜蘭,租地種田,似乎也無不可。
那年,抗議時懷上的「抗爭寶寶」大兒子維新五歲,正準備進入幼稚園,兩人認真思考該給孩子什麼樣的教育選擇。跑遍了各種體制外學校,最後他們選擇舉家搬遷至宜蘭,讓大小兒子就讀慈心華德福學校;他也在其他家長的建議下,在員山鄉崩山湖旁租下一分地種稻子,當起了「菜鳥農夫」。
初生之犢不畏虎,菜鳥農夫廖德明起步順利。不灑農藥、不施肥的自然農法,加上插秧、收割都請代耕業者協助,減輕了農務的繁複,一分地就有740多斤的產量,讓他第一次嚐到了種稻的趣味。
第二年,他決定擴增種植面積到四分地,但隨之而來的銷售壓力,卻讓廖德明惡夢連連,連做夢都會夢到米長米蟲了。加上交給公糧收購一斤才15元,根本划不來,他只好開始聯繫朋友,透過朋友介紹朋友,花了半年才賣完。
有了這次的經驗,接下來兩年,他參考「穀東俱樂部青松米」邀請穀東認穀的方式,改成事先預購,提早確定銷售量,每個月底固定出貨,大大減輕了銷售壓力,他打趣說,「其實收成不好,所以也不用擔心賣不完。像今年收成9000斤,已經預購了7000斤。」感受到了嗎?這就是廖德明的自嘲風格。
曾經坐在辦公桌前、雙手敲鍵盤,如今是拿著鐮刀彎腰除雜草,廖德明對現在的勞力工作一點也不感到辛苦,甚至覺得比辦公室裡的動腦工作輕鬆許多。
作為勤勉的小佃農,他每天巡田看水、割草撿螺、補秧挖溝、曬穀搬運。過去媒體任職時的衣服,只留下一套作為正式外出服,其他全都沾上了泥土的痕跡。
他甘心過著看天吃飯的日子。每一次雙腳深深陷入田裡,用力抵抗田土的吸力、拔起雙腳前進,每一次補秧,將柔韌的秧苗溫柔地插入田土,都讓他感到充實。補完秧、放好水已近黃昏,空中有時飄起微微細雨,為大地補充水分,「這樣的好兆頭,對農夫來說就是甜美甘霖。」
這位小農在汗水淋漓的勞動中,體驗到精神上的暢快與澄靜。
過多農地的休耕,讓台灣珍貴的農耕技術與文化逐漸流失,卻也讓想歸鄉的新農有了機會進入農村。廖德明曾經計算過,以他耕作的田區來說,一分地售價約400萬元;一分地,風調雨順可以生產700斤稻米,一年一穫,即使不吃不喝的賣米買地,也要一百多年後才能成為一分地的地主呢!
作為一個有田種的小佃農,他感謝這些老地主願意把農地出租給非親非故的他,維持土地農用,而不是坐領休耕補助,也不是等著賣地蓋農舍,否則歸農、歸鄉都是癡人說夢。
生活在集村裡,廖德明是鄰居叫他阿明,沒有人知道他是台大社會系畢業,也沒有人知道他曾經和公司抗爭、拍攝紀錄片。在這裡,他就是一名農夫,和家人勤勤勉勉的生活著,油漆斑駁的牆壁上,貼著孩子們畫的春聯。
朋友覺得他和馥行很勇敢,為了孩子搬到宜蘭,犧牲了原本的生活或工作、放棄了習以為常的物質生活。廖德明卻認為「其實當你擁有的越少,你會越自由。」感謝老天賞飯吃,為自己、為孩子好好種田——這是就廖家的幸福哲學。
你一天吃幾碗飯?你們家一餐飯煮幾杯米?四口之家的小家庭,一個月需要幾公斤的米?而一公斤的米,又需要種出多少稻穀?作為一個習慣動腦的農夫,廖德明曾做過一項非常有趣的數學計算:
作者:諶淑婷、黃世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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