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FEM前政策局長，現政策委員李喆宰、生態和平亞洲項目中國負責人朴祥鎬所長應社區大學全促會之邀，來台進行為期一週的交流訪問，除了拜訪社區大學，以及與社區大學、河川社群組織交流外，對台灣的民主化歷程、公民社會發展、環保運動與韓國的經驗竟然有這麼多相似之處感到印象深刻。

李喆宰認為，台灣跟韓國同樣作為亞洲的資本、技術輸出國，更有責任為亞洲的整體環境運動盡一份責任。如果像台灣與韓國這樣在國際貿易上的競爭者，能夠在環保運動上走向國際連結，將有助於提昇亞洲整體市民社會連結的進步。

KFEM的轉型：從反公害運動到思考公民的環境責任

韓國環境運動聯合簡稱KFEM（Korean Federation for Environmental Movement ）是亞洲最大環保組織，高峰時期KFEM總部有80位活動家（activist=行動者），各地有50個支部，下轄10個專門單位，營運主要仰賴3萬個會員的定期定額資助，各地的專職活動家約250人。

從1998年開始任職於KFEM的李喆宰委員提到，韓國環保運動是韓國人民追求民主化運動的延續工作。從1984年的「反公害運動協議會」到1988年改為「公害追放（驅逐）運動聯合」，一直到1993年轉型為「環境運動聯合」（韓語聯合做名詞），名稱的更替，象徵運動本質與主客關係設定的改變。

李喆宰回顧，環境運動從以公害受害者/加害者的關係設定為主，到全體公民的環境責任為主體，透過公民參與對生活環境的關切，促使公民會員的大量增加。KFEM並在2000年阻止東江水庫興建計畫。在2003年的大議題「新滿金填海造陸反對運動」一役，發動三百人三步一跪，雖然無法成功擋下填海造陸工程，但也震撼國際媒體。KFEM在2000（註：應為1997年）初期，也曾經派團來台參與「反對核廢出口北朝鮮運動」。

韓國「四大江計畫」導致的水危機

在韓國的傳統智慧裡，水是生命的觀念根深蒂固。在李明博擔任總統時期，以改善氣候與保障水質、擴大內需以提供就業為訴求，推出的「四大江建設工程計畫」，計畫在韓國境內四條大河興建水庫水壩與各種人工水利工程，由於李明博以「CEO總統」自許，追求建設的效率與效益產出，強硬的行政獨大心態，使得原本就已充滿爭議四大江建設過程，經過大小衝突與抗爭不斷，導致社會付出巨大的代價。

這種「開發效益至上」的思維，導致一連串的河川生態危機，四大江項目已經被認為是一個錯誤的決策，負面效應也正在一一浮現。目前韓國環保運動仍然在四大江議題上奮戰，要求拆除不當的水利工程，恢復河川的生態，以避免更大的生態浩劫。

持平看待「清溪川整治工程」的功與過

韓國知名的河流議題莫過於李明博在首爾市長期間引以為傲的「清溪川整治工程」，李喆宰委員也提出他的看法，就清溪川整治工程而言，拆除河流之上的道路、恢復都市的河川景觀生態，帶給市民耳目一新的感受，韓國並立法禁止在河川上進行道路等工程建設，並引發一陣恢復河川的風潮。

但是清溪川在首爾市區河段5.6公里的整治，並未連結到上游河川的整治，清溪川完全是一條倚靠化石燃料電力，運送再生水到上游段供水的人工景觀河。管理費用從初期估計的18億到現在高達80億的管理費用。清溪川整治最大的獲益者，應該是週邊的地產開發商與企業利益。

這種人工河流的作法，忽略真正河川生態的恢復，目的為的是政績宣傳需要，清溪川從政策面而言有一些正向效應，但從整治與恢復生態的目的來看，卻是不可持續的作法，李喆宰認為必須持平的看待清溪川的正反面效應。

朴祥鎬：透過生態和平亞洲運動，觀察東亞的環保交流

另一位交流代表朴祥鎬先生，原先任職於KFEM專責於關注中國環境、荒漠化治理事務。目前該項目已經獨立發展為「生態和平亞洲」，長期關注草原地帶的保護運動，由朴主任擔任項目負責人。朴主任長期在中國觀察環境保護工作的進展，中文流利，對東亞的環保領域交流有相當深刻的觀察。

東亞幾國的環境交流已經幾十年，有很多環保的交流，但是多只限於開會、走訪觀摩幾個地方就結束了。他看到日本在政府基金支持下，培訓發展中國家的環保技術人才，但是這個資源是日本外交所需的特殊情況。

東亞的民間社會交流必須有自己的方法，更需要設定一些現實的目標，開會的主題必須清楚、目標要具體。例如在環境教育上，可以按照一個10年的環境教育課本，要看到各個地區的在地化與普遍化經驗，綜合起來這些當然有困難，但是可以在亞洲的範圍內，可以一起來做。

朴主任在台南社區大學台江分校，看到台灣社區大學推動的流域學習計畫帶動的流域保護、以及社區大學發展在地知識與地方認同感的傳承，對於社區大學發展與在地文化、信仰、學校與社區相互結合成為一個非常草根的在地網絡，他與李喆宰委員都感到新鮮與振奮。他認為台灣在社區大學推動的公民領域發展工作上，有非常不錯的成效，他也希望能夠繼續深入瞭解。

朴祥鎬認為，在公民社會發展與環保運動的歷程上，韓國跟台灣也有很多類似的經驗，東亞的公民社會，其實可以找到一個適合的議題主體，按照各自的優勢開展合作。例如韓國的環境教育教具特別發達，可以提供給亞洲各國參考，台灣的社區大學運動模式在全台灣遍地開花，則可以提供借鏡。

公私協力、公眾參與制度設計的問題

朴祥鎬評論指出，台灣的市民團體諸如社區大學、河川社群組織，能夠直接與水利管理單位搭建平台直接進行對話，參與制度設計的操作，這是公民社會非常成熟的表現。

李喆宰則反思韓國過去曾經針對環境議題設計一系列公民參與的制度，然而在李明博總統上任以後，這套設計就被視為虛設，甚至將環保組織、公民團體的參與視為一種形式化操作便宜行事，因此環團與公民團體在許多會議上拒絕出席背書。現在，韓國環團基本上是抵制這樣的公眾參與制度，李喆宰認為，真正的公民參與，依靠的不是制度設計，而是廣泛民眾對環境關懷的意識覺醒、落實為行動，以及具有行動力的強大市民意識。

值得注意的是，李喆宰提到韓國的大型企業，有一種認養河川的制度。雖然大企業跟環保團體的關係時常對立（企業人士曾經要求環團，如果反對企業開發，乾脆就滾回北朝鮮去生活），但是在一些溫和的河川保育議題上，企業的力量，仍然可以借重。

韓國的綠色參政與選舉經驗

在20004年韓國的「落選運動」同樣讓台灣關注仿效，韓國社會運動強而有力的形象，深刻烙印在台灣NGO組織的印象當中。同樣的，選舉與運動的問題，在2012年國會議員重選過程中，也引發中立或者支持綠黨候選人的爭議，最後KFEM選擇以中立態度面對選舉。

公民團體、環保組織的亞洲責任

李喆宰委員來台之後注意到，台灣318學生攻佔立法院引起的公民運動風潮，對於週邊國家的社會變革是一種鼓舞，讓他對台灣社會力量，他表示回去之後，想要好好研究台灣的民主化與社會運動。他認為台灣的民主化與社運的成熟經驗，值得提供給亞洲其他國家發展，韓國應當與台灣合作，共同參與亞洲的環境保護、公民社會運動。

他總結道，韓國與台灣都是亞洲的資本、技術輸出國，而且從國際上的競爭關係而言，韓國與台灣的環境運動協力，應該更具有進步的市民聯合意義，減緩因為全球化、自由化競爭導致污染與環境危害輸出。從這方面思考，東亞的經濟開發地區的社會應該有責任，共同肩負起建立亞洲公民社會連結的合作關係。

東亞的國際局勢複雜，從中國的崛起，南北韓的關係、台海兩岸的關係，還有最近港台公民社會的互動日益頻繁，讓雙方都體認到東亞社會的緊密連帶。國際連結的合作願景，不能期待一次就成功，要像是小雨一樣慢慢的下，就從增加雙方的認識與交流開始。

後記：

在一週的密集的交流行程中，兩位韓國朋友從陌生、好奇到對於台灣社會民主化與社區運動發展感到意猶未盡。特別是韓國的觀點當中，非常強調韓國與台灣相似的民主化、社會運動歷程，所以在許多運動觀點上，有很深刻的參照性。

然而兩位遠道而來的韓國朋友卻帶來不同的國際化視野與亞洲價值，他們深刻的強調，韓國與台灣共同作為亞洲經濟開發國家的責任，以及公民社會連結的價值。另一方面，追求在地化的工作，卻不忘記對於身為公民組織一份子，將環境保護運動擴及到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社會責任。

就筆者一週的相處觀察中，他們非常關切台灣318事件以來的社會變革風潮，卻又能夠經常提出議題設定與民眾的關係、在地基層經營的關鍵問題。這種胸襟與視野，讓人感受到KFEM不愧為亞洲最大的環保運動組織，既著重於組織發展與工作方法的不斷在地化與普遍化，另一方面卻也展現出具有國際組織該有的責任與承擔，也值得台灣的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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